《论摄影》（苏珊•桑塔格）学习笔记

天雷地火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美国作家、批评家，著名女权主义者，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之一。

她的写作领域广泛，以其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

著作主要有

《反对翻译》(Against Interpretation)，

《激进意志的风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

《论摄影》(On Photography)，

《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

《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

虽然本文成文于上世纪70年代，今天的摄影手段与那时相比差别已不啻云泥，

但摄影的真谛没有变，在当今数码化、网络化、泛娱乐化的浮躁文化背景下，重读此文尤其发人深省。

国内出版的封面：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
andreas feininger


个人简介：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60年前后，她开始活跃于纽约文坛，1963年，她出版首部小说《恩人》，赢得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激赏。1966年，桑塔格把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反对阐释》，令她名噪一时，该书迅速成为当代经典。
　　1977年，桑塔格的《论摄影》荣获国家书评人评论组首奖。在从事评论之余，她同时进行小说创作，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火山情人》，进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是桑塔格最雅俗共赏的一部作品。而2000年面世的小说《在美国》，更为她赢得该年度的全美图书奖。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并获得2003年度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在美国，苏珊·桑塔格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直是所谓的“明星”作家，过去40年里，她掌握着时代的脉搏，言行触动着国际事件的敏感神经。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曝光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长文，她说，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事件曝光之后，布什及其辩护者力图限制照片流传之迫切，显然胜过对照片所反映的罪行进行处理。照片已经由一种载体转而成为现实本身。该文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2001年5月9日“耶路撒冷奖”颁奖礼上，上台领奖的桑塔格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在这篇文气如虹的讲稿中，她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不会有和平。此举引起了以色列主流媒体的震怒。
　　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她拥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等等，然而她却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是因为“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她既是学者，也是作家、诗人，是以书写、话语来标明自己身份的知识分子。她的言论介入了社会生活，她完全从个人验、个人价值判断出发来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她的这种个人立场不代表任何集团的利益。
　　苏珊·桑塔格：维护思想的尊严　（作者：张玥晗 )
　　直至苏珊.桑塔格逝世，这位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在国内依然属于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私人收藏。在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再次经历了自己所拒绝的——命运——被阐释。他们给她封上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成功地将她简单化，不可避免地和大众人群保持了遥远的距离。
　　她是谁？她究竟在做什么？他们所谓的“良心”是什么？和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苏珊.桑塔格以她的一生行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地图。在这个旅人的地图上，她在医院，在战场，在抵达事物真相的最前沿，在被损伤被侮辱被遗忘的人的身边，她给予的不仅是同情或善意，更多是生为一个人的责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1933年1月16日
　　出生 曼哈顿
　　苏珊.桑塔格出生后，一直由祖父母抚养。她的父母常年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5岁那年，父亲在中国患肺结核逝世。
　　整个童年，苏珊.桑塔格都在对文学书籍的陶醉中度过，她迷上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等人的作品。六岁时，她读到居里的女儿依娃.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为一个化学家，后来又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最后，她决定从事文学，成为一个作家。她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
　　1950年
　　结婚.学习 波士顿-伦敦-巴黎
　　苏珊.桑塔格很聪明，因为能读写，一开始上学就上了三年级。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她才15岁。她上了柏克莱加州大学，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她回顾时这样说道：“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学生。”
　　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
　　1959年
　　离婚 纽约
　　26岁，她回国，回国之后便要求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戴维。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苏珊.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而且她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她觉得能让5000人读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评论》对苏珊.桑塔格做的访谈中，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到纽约不久，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 Philips)，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如何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一本小说。对那小说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书评不久发表了，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64年
　　《坎普札记》 纽约
　　在给《党派评论》写的文章中，苏珊.桑塔格拒绝了编辑向她提出的选题，只愿意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选择那些被忽略或少有人知道的作品，关注在前卫艺术家小圈子里当时鲜为人知的艺术试验。1964年，《党派评论》用20页篇幅刊载了《坎普札记》，令31岁的她引起纽约文化界的瞩目，同时写成的《反对阐释》成为美国1960年代的示范文本。
　　在《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她一生为之抗争的主张：显露真相，反对对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化和冷漠。她强调，艺术不是一种你可以翻译或破译的东西。观赏艺术品这一经历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出其“真正的意义”，不要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作品的价值肯定存在于别处，而不在意义当中。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去感觉，而不是强加意义。
　　在《坎普札记》中，苏珊.桑塔格强调了艺术的趣味，如同今天年轻人中流行的“恶搞”“无厘头”一样，人们在一样刻意造就的事物中发现了有趣，并成为无趣的对立面。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赋予艺术品以意义，显然是一件无趣的事情，它局限了作品的多样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样。
　　1976年
　　患病 医院
　　得病是苏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在艺术思想中体现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发现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苏珊.桑塔格从不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协这种命运——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术，请求医生让她进行2年半的电疗。两年半后，她战胜了癌症，同时发表了作品“Illness as Metaphor”(《疾病的隐喻》)，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
　　1993年
　　《等待戈多》 萨拉热窝
　　生病以后，苏珊.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1989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1993年4月，苏珊.桑塔格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萨拉热窝。7月，她决定再回来，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她问人们“我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人们，我能写作，我可以在医院做护理工作，我能教英语，我能做戏剧导演等等。”于是，那里的戏剧工作者说，你能不能导演一出剧﹖。就这样，她导演了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后来，她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三年。
　　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只手电筒和很多电池来这里的苏珊.桑塔格写道：“演一出戏，对当地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经过排练，8月17日，《等待戈多》开幕。文章的最后，苏珊.桑塔格回忆着那个场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后来有人问她，是否有人会认为你扮演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角色。苏珊.桑塔格非常愤慨：“假如去过萨拉热窝，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
　　2001年
　　9.11事件 纽约
　　从萨拉热窝到纽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与人的误解，让苏珊.桑塔格发现现代社会的冷漠。人们不关心你刚刚离开的城市，不关心人们遭受的折磨、恐惧和侮辱，你无法向他们诉说你的感受，更无法冲破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世界被永远地分割为“彼处”和“此处”。她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隐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个人健康的幸福。
　　有人说，这是社会对自己形成的看法。苏珊.桑塔格在《“彼处”与“此处”》一文中写道：“从那些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言行看来——是一个混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会。”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9.１1事件以及之后的美伊反恐战争，更让年近七十的苏珊.桑塔格写下了《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她说：“9.１1之后的口号：我们站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爱国，不要思考！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抛弃理性的行为占了上风，正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最大危险。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纳隐喻所产生的狂热情绪。
　　2004年12月27日
　　逝世 纽约
　　当苏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传来，了解她的人为之感慨不已。如翻译家黄灿然所说，“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1998年，苏珊.桑塔格接受中国学者杨小滨、贝岭采访时，曾提过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她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基于描述真实的全面的解释，即参考了历史的全面的解释。每当我想到什么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它的？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中心词义是什么？它被发明以搅混或克服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被发明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在采访的最后，她告诉来自中国的友人，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她的父亲在中国去世。她希望能够来到中国，当然“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人有利的情况下，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天雷地火

《论摄影》笔记1

我们仍然毫无进步地流连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中，

使我们深深陶醉的仍然仅仅是一些照片，而非事实本身。

从照片中获取知识与从更古老、更精致的图像中获取知识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周围值得观看的照片太多了。

自从达盖尔以拍头像开始发明了摄影术之后，几乎世上的一切都被拍成了照片，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摄影欲望缩短了我们在柏拉图所说的洞中——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囚禁期限。

照片传授给我们一种新的直观的符号，它改变并拓展了我们脑中哪些值得一看以及哪些我们有权观看的概念。

摄影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是一本相片集。

天雷地火

    近年来，摄影在群众中已经具有和性、跳舞同等的普及性

——这意味着，与其他任何一种大众艺术形式一样，大多数人并未把摄影作为艺术活动来实践。

它主要被用作一种社会仪式、一种抵抗焦虑的手段和一种表现权利的工具。

摄影最早的一个广为流行的用途，是记录家庭成员或其他群体的成员所取得的成就。

结婚照在结婚典礼中的地位变得与宣誓同等重要就已经有至少一个世纪了。

照相机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

法国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家庭都拥有一部相机，

而有小孩的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相机的概率比没有小孩的家庭大一倍。

未能给孩子拍些照片(尤其在他们幼年的时候)被看作父母不关心孩子的标志，

正如不参加照毕业合影是青少年叛逆的象征一样。

　　每个家庭都有一套能显示它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照片。

通过这些照片，每个家庭确立了自己的形象。

只要能拍下照片并珍藏起来，那么照片上具体拍的是什么就无关紧要了。

当摄影成为一种家庭生活仪式时，欧美一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家庭结构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

在规模较大的传统家庭的底座上凸现出患有幽闭恐怖症的核心家庭。

摄影随之而来，成为巩固面临危机的家庭生活的一个象征性手段。

那些苍白的痕迹——照片，是四处分散的亲戚们仍然存在的标志。

一个家庭的影集里装的通常都是家族的照片——这些照片往往也是这个家族惟一遗留下来的东西。

  

天雷地火

    照片能使人们在想像中拥有飘渺的过去。

同样地，它也能使人们拥有并不属于自己的空间。

因此，摄影与影响面最广的现代活动之一——旅游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外出旅游时若不随身背架相机就显得不正常。

对于那些神思恍惚、多少有些焦虑的度假者来说，照片是他们旅行了一次并玩得很快活的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照片把人们在家人、朋友、邻居范围以外的消费活动记录了下来。

人们对相机的依赖并不因旅游次数的增多而有所减弱，相机依然被当作是把一个人的经历真实再现的手段。

对于乘船沿尼罗河逆流而上或在中国旅行十四天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战利品的旅游探险者，

以及在埃菲尔铁塔前摄影留念的度假者来说，拍照满足了他们同样的需要。

    摄影能证明一个人的经历，但也能否定它——把经历转变成为一张照片，一个纪念品而已。

现在旅游已经变成一个人处心积虑地积攒照片的行动。

拍照这一行为本身对人们的心理就起到很大的抚慰作用。

大多数游客只要一看到富有特色的景物，就会不由自主地拍照留念。

面对美景佳境，他们无法产生别的感受，于是只好拍照。

渐渐地这样一种旅游方式形成了：停下来，拍张照片，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种方法尤其受到那些患有工作狂的人——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喜爱。

他们在旅游时还能做些与工作类似、使他们感到安慰的事——他们还能拍照。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狂热的摄影者永远都是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

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中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自己的过去，

但在某些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与过去的决裂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尤为深重。

现在，怀揣大把美金、面带巴比特式④表情的著名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游客的形象正在被日本游客的形象所代替。

日元的神奇增值刚刚把他们从监牢般的岛屿中释放出来。

他们旅游时一般都武装着两部相机，一边屁股上一个。

  

　　时下欧洲许多国家的周刊上都登载着这样一张整幅广告：一小群人紧挨着彼此站着，凝视着镜头。

除一人外，其余所有人看上去都目瞪口呆、激动不已、心烦意乱。

那个面部表情与众不同的人手里正举着一架相机拍照，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脸上甚至露出微微的笑容。

显然其他人看到了什么，感到惊恐，这些人是被动的；而一架相机就使人采取了主动，成为窥视者。

只有这个手拿相机的人才控制住了整个局面。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知不知道并不重要。
他们看到的是一件事——一件值得观看，因此也就值得拍下来的事。

天雷地火

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

产生认识的一切可能性都以说“不”的勇气和能力为根源。

严格说来，照片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还很值得怀疑。

仅仅“提供”某种现实的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一现实的真实情况。

正如布莱希特⑥所指出的那样，一张克鲁伯铸钢场的照片几乎不能说明任何事情。

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

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

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通过摄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于，尽管摄影能激发人们的良知，但它却无法成为最终意义上的道德知识或政治知识。

就其本身而言，静止的照片传递给人们的知识将永远停留在感情用事的水平上——无论是愤世嫉俗的感情还是人道主义的感情。

这样的知识将永远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

照片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

摄影给本已很拥挤的世界又增添了一个照片的世界，因此她无形中削弱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削弱了人们对世界产生新鲜感受的可能性。

  

　　我们每个人都与照片发生着关系并迷醉于这种带有审美意味的消费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成了在照片中纵欲的瘾君子，摄影成了一种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

对美好事物的热切追求、对深入事物表象以下进行探索的不倦兴趣、对世界进行挽救与颂扬的强烈渴望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照片中获取快乐时所表现出的美好情感。

然而，一同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别的、令人生疑的欲望。  

桑珠小莉

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在【浮光掠影】？
还是因为楼主是版主就放在自家的自留地？